经世致用理念实际上儒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儒学是入世，儒学是世俗的事，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好好地守秩序，善良为人，都是讲做人的，它的六义都是讲做人的，儒学本身是经世致用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到了近代经世致用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论和哲学的重要范畴、重要理论呢？

其实它是对现实的一种诠释或者对现实的一些反映，魏源的经世致用理念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对那个时代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回应。因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他具有解放思想、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作用，这是它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呢？齐思和先生讲魏源，讲了四句话，他说；“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 岂非一代之大儒， 新学之蚕丛哉？”这段话是一个纲领，我们读魏源、学魏源，把这段话弄清楚了，其实我们也就弄清楚了主要的思想和主要的脉络。晚清的学术风气中，他倡导经世致用的理念来谋求国家的自救，谋求国家的富强，这是他的第一大功劳。第二大功劳是“讲掌故以明国是”。这里的掌故可以当历史讲，其实魏源是个历史学家，他专门有一段写历史，后面我们会提到。第三个 “崇今文以谈变法”。这个今文就是今文经学， 他为什么要讲今文经学呢？他说为了变法，为了变革。第四条“究舆地以筹边防”。邵阳出了最早的堪舆大学者。这个事情，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他们都是有大功劳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有了边疆的忧患，甚至于边疆的危机，所以要对边疆的堪舆和关注。魏源是个堪舆学家，他的《海国图志》讲的就是地理，而且他对西北、对新疆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有专门的著作。这四句话概括了四个学问，魏源或者是倡导之，或者是光大之，他设计了这四个领域，而且他“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魏源是一个把大家的思想集中起来进行学术表达、进行理论整理，形成经世致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新学问的大儒。他说“岂非一代之大儒，新学之蚕丛乎”，这个“蚕丛”的就是李白的《蜀道难》 “危乎高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讲的是他是开天辟地的开辟者。齐先生这段话是个纲领。

一、魏源“经世致用”理念的特点

魏源的经世致用理念有五个特点。

第一，提倡今文经学，从学统入手，解放思想，从学统来影响道统和正统。学统在学术思想上是有很大作用的，它能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波澜、引起关注、引起思考。学术是和政治和社会连在一起的。从什么地方入手？从今文经学入手，它本身既是学术，也是对现实的关切，也是对现实应对的智慧。因为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春秋》学说，它很重要的特点叫做微言大义，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我是讲这个文字背后的含义，甚至于文字本身没有提到这个意思，但是我从里边儿可以阐发出这个意思。今文经学一有变异性特点，你可以改变，二有政治性特点，它可以和现实挂钩，三有解释性特点。所以今文经学、《公羊春秋》学说给学术带来了一个思考的空间、议论的空间。见微知著，使学术开始走出那种僵化沉闷的局面，这个经学维护了儒家学说的大框架。

第二，向“常州学派”学习，有学术创新。魏源跟陶澍比，跟所有这些朋友比，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有学术性。他有许多学术著作，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学术上他并不是独创，他是向常州学派学习的。常州学派是晚清的一个新的学派，这个学派提倡今文经学。最初提倡今文经学的这个人叫庄存与，他并不一定是要改变现实状况，他是乾隆的老师，后来不做老师了，回来后他做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后边还有一个叫刘逢禄，刘逢禄的学问比庄存与做的要好。第三个阶段就是龚魏，龚自珍和魏源。两人具有鲜明的为现实服务的倾向，这个时候他们把别人已经做的学问加以改造，他在跟常州学派传承的过程中，创立了自己学术上的一个新的学问，叫古微学，就是从最古的典籍里去寻找微言大义。古微学我查了一下，在百度上都没有，也没人去解释它，它实际上是把古代的东西做一个新的阐发和做一个新的解释，最著名的著作叫《诗古微》。我们都知道有诗三百，诗、书、礼、易、乐、春秋，“诗”是打头的，这个“诗”怎么解释，传统我们对这个“诗”的解释政治性很强，对它的学术性和美感解释不够。魏源在他的《诗古微》里面，他就把他自己的观点讲了，虽然我讲的是“诗”，但是我动了蛋糕，我既然可以动这块蛋糕，我就可以动那块蛋糕，我把古代的这个古文经学动了一下，看看怎么样。当然有人反对他，后来的严复就很反对他，但他毕竟是把旧的学问撬开了一条缝。而且他的学术水平很高，他把古微这种学问作为入世经世的桥梁，作为议政改革的理论依据。在为政治服务方面，他超过了庄存与与刘逢禄，他与龚自珍一起开辟了今文经学的新境界，建立了在学术界的话语权，在知识分子群体里的话语权。毛主席曾说过一句话，诸贤之中吾独服曾文正。但毛主席前面讲了谁呢？前面他讲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说跟这三个人相比，我只服曾文正。为什么只服曾文正？我们知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他是讲今文经学的，但是他那个微言大义，拐弯拐太厉害了，实用主义的倾向太强烈了，所以人们都叫他托古改制。可见康有为不是真正的大本大源。毛主席给萧子升写信说，做人首先要学国学，学国学要有一本书来启蒙，读哪本书呢？就读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这本书讲国学讲得好。他认为靠理学立身，有大本大源。而且曾国藩在理学方面最大的特点是知行合一。他对自己要求严格，曾国藩是湘军集团的无冕之王，包括后来职务高过他的胡林翼、左宗棠，最后还是奉他为将军的灵魂。为什么？曾国藩有学问，他编的《十八家诗抄》很有学问，大家都服他。而魏源的古微学实际上给了他在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安身立命的资格。魏源经世致用理念是沿着常州学派往前走的。

第三，深受江浙文化中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拓宽丰富了他的思想。魏源十几岁就离开了湖南，六十多岁就死了，他有 37 年时间在江浙，到最后在那边逝世。他的思想其实受江浙一带的思想影响很大，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顾炎武、黄宗羲在那个地方就创立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氛围，魏源时期已经到了清朝晚期了，但是这些思想影响还在。大家注意，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里，很多地方都把黄宗羲、顾炎武的文章选进去了，证明他是深受他们影响的，这是一个思想的底色。另外魏源在江浙看到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状况跟湖南不一样，那边更开放。而且道光年间英法两次鸦片战争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他做裕谦的幕僚在宁波打仗，打完仗以后俘虏了英军，最后就派翻译和官员一起去审问那些英国人的俘虏。魏源在旁边听，在旁边记，他对“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夷”有了了解，他对沿海民营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是有感觉的，这些思想影响了他。还有就是浙东史学的影响。浙东史学是有流派的，这个流派主张“史学所以经世”，用史学来说现在的事儿，古为今用。魏源写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纪》、《元史新编》、《海国图志》都不是单纯的讲史学，而是讲经世致用，这个受浙东史学的影响。

第四，江浙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双重熏陶，开阔了他的眼界，具备了当时极为罕见的宽阔的政治胸怀和远大的历史眼光。所以他既有湖湘文化里边的理学基础，也有湖湘文化特别是从王船山延续下来的实学经世观点。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师从溆浦学者严如煜，严如煜是岳麓书院的杰出学者。严如煜的经世主张和实践在湖南是颇有影响的，在岳麓书院也是颇有影响的。魏源受他的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受这个严如煜的影响。19 岁那年，魏源去岳麓书院读书，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叫袁名曜，袁名曜与罗典齐名，是著名山长。袁名曜山长对魏源很喜欢，给了他很多个别的辅导。魏源在岳麓书院读书大概不到一年时间，但是他在邵阳和湖湘经世学派的联系，从小受的家庭的熏陶，他的叔父对他影响也很大，实际上说他是个湖湘学子，这个根底在这儿。他到了江浙后，自然而然地跟湘籍名人陶澍、贺长龄、汤鹏、唐鉴、欧阳厚均、李星沅、黄冕等交往，跟这些人耳濡目染，他得到的文化实际上是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一个具有杂交优势的思想，他的思想高于江浙的文化，也高于我们湖南原有的文化。《海国图志》是一个开放的思想，这个开放的思想如果只是守在湖南和江浙，跟外部没有接触的话，可能会产生的要慢一点，也没有这么彻底。

第五，魏源的经世致用理念具有更强的实践性。他以自己亲身实践为基础。他做过几个大官的幕僚，参与过盐税制度改革，漕运到海运的改革，制定过军事方面的东西，参与过堪舆方面的调查，参与过俘虏的审问，他的实践活动非常丰富，对中国的政情、对社情况是相当熟悉的。这个跟王船山不一样，王船山是躲在深山老林边搞了四十年，所以船山基本上是一个哲学的高度、历史的高度。魏源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特点，他那个生活环境的特点和他个人的经历的特点。所以他的学问出来以后很接地气。越是接地气的东西越容易传播，越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他个人的魅力，他观点的力量所在。

二、魏源“经世致用”理念对晚清湖南的影响

湖湘文化的底子是理学，但是湖湘文化里头一直有经世致用的理念。胡安国就研究公羊春秋的，他有理学的底子，他也有经世致用的底子。胡宏超过他爸爸，胡宏是非常主张经世致用的。后来就出了个王船山，王船山是经世致用哲学的一个大家，一个传统文化做总结的人。湖南人在嘉道年间，一直到同光年间，受魏源理念的影响很大。

第一，推动了湖南经世思潮的发展。《皇朝经世文编》对官场的震动很大。曾国藩在日记里几次写到他读《皇朝经世文编》。曾国藩和魏源的关系是个谜。有很多说法，第一个说法他们性格不同，曾国藩是谦谦君子，魏源则大大咧咧。魏源最后罢官就是因为在高邮做知州，打太平军不利，而曾国藩他们一家子打太平军是非常卖力气的，他们两人的直接关系没有发现文献记载，也没有文献说他们两人有矛盾。魏源的儿子叫魏琪，在曾国藩帐下做幕僚，他腿还有一点儿瘸，这个人有文化。曾国藩去世的时候他已经 52 岁了，曾国藩去世是 62 岁，魏琪是 52 岁，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副赞扬的挽联，他的落款很有意思，“世侄”——我是你们家的孩子，这就说明他们之间没什么大疙瘩。《皇朝经世文编》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对整个湘军集团影响很大。曾国藩的洋务运动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开展的，整个湘军集团是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指导思想的。曾国藩日记里还有一篇讲到邵阳魏家，是不是魏源家呢？没有下文。有材料证明左宗棠跟魏源的关系非常好，其他的人都学习魏源的理念，所以魏源对湖湘文化的影响非常好，这和《皇朝经世文编》有关。其实《皇朝经世文编》开始的影响比《海国图志》大。为什么？贺长龄是主编，魏源是实操，这本书的创新在哪儿，他用事实说话，用自己的话说事儿，他通过讲故事来讲经世致用。魏源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他不触动整个王朝的框架基础，他说他自己的，前面我讲到他的古微学也是这样。他写的《圣武记》都是歌颂清朝的武功的，当然这个时候的武功已经是和外国人作对了。查了一下《圣武记》的写作时间，正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的时候，《皇朝经世文编》对官场的震动和影响一直到了戊戌变法。《皇朝经世文编》后边的人一集一集跟着出续集，因为皇家也喜欢，它得到了最广大官员的接受。

第二，促进了湖湘“经世理学”的发展。《海国图志》给湖南人送来了一个世界眼光，给湘军集团，给湖南士林带来了一片新的天地。我们湖南人虽然也是务实的，但务实怎么和开放结合起来呢？《海国图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师夷长技以制夷”，务实与开放的关系。“师夷”这两个字是很难说出来的，“夷夏”之辩从春秋五霸的时候就开始了，春秋五霸就有一个词叫“尊王攘夷”。以后历代都讲“夷夏”之辩，不能以“夷”变“夏”，必须以“夏”变“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王船山都是这个观点，现在怎么可以“师夷”呢？所以刚才袁老师讲到“悉夷、款夷、师夷”，那时都是石破天惊的。我们湖南人近代历史之所以辉煌，是因为我们没有固守着我们湖南盆地，我们的眼光面向了世界，洋务运动就是面向世界。曾国藩那么一个土拉巴唧的老头，他搞了五百多人，包括徐寿、华蘅芳，这些人全都搞到手底下来，天天研究怎么做军舰、做大炮。中国的大工业是从湖南开始的，中国的军事工业是从湖南人开始的，中国的大国企是从湖南开始的，中国的大官商也是从湖南人开始的。湖南人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湖南人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这两扇大门的打开和魏源带来的《海国图志》有直接关系，和魏源带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紧密关系。我们这么保守的湖南人，以理学为宗的湖南人，怎么会接受“师夷长技”的理念呢？就是我们在平定太平军的第一线，发现他们那个武器太厉害了，不学习这个武器，我们的 “礼”就没了，天下就就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曾国藩给朝廷上书不仅仅是要“师夷技”，还要“师夷制”。我对这三个字看得很重，“师夷制”是什么意思？而是要学他的知识，所以我们后来才有郭嵩焘，所以我们才有曾纪泽，所以我们才有谭嗣同，才有这样的一些学习外国先进，所以这个“夷夏”之辩和《海国图志》关系太大了，和魏源带来的新世界、带来的新眼界、带来的新的豁达的胸怀，和我们辽阔的事业关系非常大。《海国图志》这个著作，不断打开了湖南文化的新境界，把湖南人带入了新的世界和新的时代。理学之乡的这些士子们不仅有王船山经世致用的深厚哲学基础，而且接受了处在开放前沿和时代前列的江浙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把忠君爱国、经世济民与经世致用、与时俱进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湖湘特色的经世理学。我写了一篇文章，湖湘文化理学，并不是说到王船山就没了，王船山以后，我们的理学变成了经世理学，这个经世理学的转折点就在魏源。

第三，为“师夷长技”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战略思想，也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提供了深层追求的逻辑。近代中国发展就是坚船利炮从器物上学习西方，戊戌变法从体制上学习西方、学习日本，辛亥革命从制度上学习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巴黎和会，我们停止了学习西方，这个时候我们学习俄国，到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我们开始走自己的路。其实毛主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制度早就走自己的路了。我们走的是西方人的路、俄国人的路和自己的路，三个阶段。但是向西方学习这一段路没白走，我吃三碗饭才吃饱，是不是前面那两碗饭就不吃，直接吃第三碗饭就饱了呢？显然不是，向西方学习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到今天我们仍然要向西方、向那些发达国家学习他们很多好的、美的东西。从文艺复兴以来，从苏格拉底以来，这些东西我们能够离开他们吗？离开他们，我们的灯也不亮了，我们的车也不开了，我们的飞机也停了，是吧？这个 “师夷长技”、“师夷长制”，实际上是湘人为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集团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者、先行者，这个思想是深受魏源的影响。

第四，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武器。这点我们过去讲的不多，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今文经学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庄存与，第二个阶段刘逢禄，第三个阶段龚魏，第四个阶段康有为，康有为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发展。康有为加上梁启超，加上谭嗣同，他们三个人的思想是今文经学以微言大义来进行变化的。所以近代启蒙的思想起源于魏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从王船山到魏源，到谭嗣同，到毛泽东，湖南人走过了一个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这么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中的一个重要的链条，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魏源的经世致用的理念。

作者简介：郑佳明，湖南长沙人，著名湖湘文化学者，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联原主席、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电视剧《走向共和》《恰同学少年》总策划，《雍正王朝》总监制。